孔氏南宗史话(三)

浏览:830次 发布日期:2020年07月25日

按:《孔氏南宗史话》原连载于杜泽逊先生主编《国学茶座》(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本篇为第三篇,发表于《国学茶座》总第十五期,2017年6月出版。

宗族是中国古代异常重要的社会结构,崇尚礼义、笃行仁道的宗族风范不仅可以移易地方风俗,而且可以化及天下。张载《经学理窟·宗法》云:“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张载的观点代表人儒家士人的共同志愿:推动宗族的管理与发展,进而敦厚风俗,收拾人心。孔氏家族庭训昭彰,诗礼相传,为世家望族,受人瞩目。南宋以来,孔氏南宗在传承诗礼的同时,从南方的社会现实与时代的演进出发,制定家规族训,修明谱系,祭祀以诚,会族以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衢州由此成为“仲尼家”“东南阙里”。

一、 孔氏南宗之家谱修撰

孔子为至圣先师,其后裔才俊辈出,历代记载孔子世家史事的史籍、方志等不可枚举,《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等史籍均留意孔氏族事。世人尊崇如此,身为圣裔者于家族的典故记载和谱牒修订更是时时念其紧迫。然而,正史之间偶见龃龉,如《史记》《汉书》关于孔武子嗣的记载不合;史籍与孔氏谱牒之间复见参差,如《晋书》《宋书》所载魏晋时期孔氏世系与孔氏家谱所载不合。清代曲阜孔氏族人孔继汾于后者殊感困惑,并作推测:“或以大宗无人,遂取旁支代袭,后因鼎祚屡移,子孙不嗣,家乘失传,殆由于此。”(《阙里文献考》卷五《世系五》)

时至北宋,孔子第四十六世孙孔宗翰于元丰八年(1085)纂修详尽之宗谱,完善修谱之制,此后孔氏家谱书法日益谨严,成为谱例典范。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如此叙述孔宗翰修谱之意义:“谱之作,仿于四十六代孙宗翰。盖前此家乘止载承袭一人,兹乃大合族属而并谱之,所以昭亲亲也。”(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三十《宗谱》)

自孔宗翰创谱,经四十载,孔子第四十七世孙、孔氏族长孔传“克承前志,推原谱牒,参考载籍,摘拾遗事,复成一书”(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引》),这便是成书于宣和六年(1124)的《孔氏祖庭杂记》。时值两宋之交,此书未能刊行。建炎二年(1128)底,孔传与衍圣公孔端友率部分族人抱持孔子与亓官夫人楷木像、孔氏宗谱等家族珍宝南渡。南渡以后,孔传又作《东家杂记》,成书于绍兴四年(1134),此后多次再版。《东家杂记》在孔氏家族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系孔氏家乘之著作”,“是最早的孔氏志书”(孔德懋主编《孔子家族全书·典籍备览》)。《东家杂记》分上、下两卷,上卷包括姓谱、先圣诞辰讳日、母颜氏、娶亓官氏、孔子追封谥号、历代崇奉等九类;下卷包括曲阜孔庙孔林古迹、续添袭封世系等十二类。孔宗翰《孔氏宗谱》亡佚,内容可靠的《东家杂记》弥足珍贵,后来收入《四库全书》。乾隆二十七年(1762),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刊印,衍圣公孔昭焕为之作序。序文中缕述孔氏家族史志之编纂情形,其中写道:“我家自《连丛》而后,述者罕闻。迄南宋时,《东家杂记》之书始出”。此后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孔弘幹《孔门佥载》“病其庑”,陈镐《阙里志》、孔尚任《阙里新志》“考据尤失精核”(《阙里文献考•序》),如此《东家杂记》于孔门史迹之记载,孔氏文化之传布,可谓居功甚伟。

孔传在南渡之初对谱牒清理工作的重视和关注,对南宗族人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孔洙于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重新刊刻《东家杂记》。绍兴年间(1131~1162),孔端朝对孔氏旧谱进行补续,增补至四十九代孙为止,成《阙里世系续》。景定年间(1260~1264),孔应得在通判广德军期间编成《家谱正误》一书。

在孔氏南渡以后的一百多年间,南、北两宗并无交往,世系不通。至元十九年(1282),孔洙遵旨北上曲阜,与族众会聚,后北上大都,让爵于曲阜孔治。从此以后,孔氏南宗与北宗的交往逐渐增加。大德四年(1300),孔楷与北宗孔淑等人参订南北宗图,合为一本。天历二年(1329),孔涛往曲阜会叙宗族,“南北子孙始相通谱。犹恐来者罔闻,遂与五十三代孙秘书朝城宰淑、五十四代孙袭封思晦编订谱系”(《三衢孔氏家庙志·跋〈孔氏宗谱〉后(周伯琦撰)》)。孔涛和孔淑、孔思晦一起编纂而成的《阙里谱系》,南北两宗互通谱系由此开始,这在孔氏家谱的编修史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至正十六年(1356),孔思朴对该谱作了重修。

明清时期,南、北两宗仍有共同编订谱牒的活动。洪武十二年(1379),孔思模往曲阜拜扫林庙,“得与五十六代衍圣公士行、祖庭家长五十三代世清翁、曲阜宰五十五代刚夫等参究编刻,考叙宗次,子孙有未载及事迹阙略者悉补之,讹舛者正之,莠薙苗辨,灿然在目”(民国萧山《孔氏宗谱·序文》)。南还之后,孔思模据《孔氏实录》《纂要》等书,续修谱系,成《东家举要》。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帝东巡驾幸曲阜,孔传锦前往迎驾观礼。他借此机会和曲阜宗人一起考订世系。此外,孔希承、孔承美、孔闻音、孔昭煃等人,也先后对南宗谱系进行了修订,为南宗谱系的完善作出了贡献。

衢州是孔氏南宗宗子生活之地,衢州之谱牒为各支作谱所效法,其显者如《句容孔巷孔氏家谱》,“前载衢谱原序,以示溯源之意;其至圣年谱、述圣事迹悉依衢谱原本载入,以志效法之思”。南宋以来,孔氏族人自衢州迁往江南各地,形成众多支派。由于经费、交通等因素所限,孔氏南宗缺少载录各支世系的宗谱,但各地族人积极创修家谱,叙明源流,记载家规族训、族人事迹、祠庙墓图等。南宋初,孔端躬侍父孔若钧寓居永康榉川,为永康支始迁祖,其谱系清晰,今存永康《孔氏宗谱》(民国八年木活字本)三十册。南宋淳祐年间,孔能举和堂弟孔昈从榉溪迁居方山北麓,开创山西孔村,于元代创修《山西孔氏家谱》,此后多次续修。孔传之孙孔瑄守父墓居句容青城,孔瑄之子孔撰迁许巷(后称孔巷),孔端隐六世孙孔思谦自句容迁安徽池州府建德县(今安徽东至县),此后句容、建德两地孔氏合修家谱,今存《句容孔巷孔氏家谱》(嘉庆元年刻本)十三卷。此外,今可见者,尚有闽杭《孔氏家谱》(光绪三十二年木活字本)、桐乡《孔氏宗谱》(光绪三十三年刻本)等。

二、《钦定孔氏家规》

孔氏南渡之初,谨循家范,修身立德,在孔氏族长孔传、衍圣公孔端友等人的言传身教下,培育了良好的家风。孔传南渡时年过六旬,他一方面著《东家杂记》以明祖德,另一方面以祖庭遗训教育晚辈。孔传五子成器,有“五龙”之誉,在族中颇有威望。其中,孔端己“侍父渡江,习见祖庭旧事,常举以训族子弟”(孔胤植《阙里志》卷九《人物志·闻达子孙•四十八代》)。在南渡一辈的积极影响下,孔氏南宗家风雍穆,并结合现实制定各种规训,指引族人成才。

斗转星移,岁月播迁,众多规训散佚无踪,孔氏南宗现存的最早家规为明正德元年(1506)制定的《钦定孔氏家规》(《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二编)。《钦定孔氏家规》是“现存最早的一件孔氏族规”(周祚绍《清代孔氏祖训族规论析》),也是孔氏南宗影响最大的家规。该家规由衢州知府沈杰制定,并上奏朝廷钦准刊行,成为孔氏南宗纲领性家规。

明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年间,在衢州知府沈杰等人的努力下,朝廷授孔子第五十九世孙孔彦绳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由此孔氏南宗在失去爵位两百多年以后得以复爵。由此,制定《钦定孔氏家规》,旨在推动孔氏南宗的发展与维护南北两宗的和睦。

《钦定孔氏家规》共计七条,分别是“遵制典”、“端教源”、“示劝惩”、“防冒姓”、“严诡寄”、“守祀田”、“责报本”。这七条家规成为纲领性的孔氏南宗族规,清代沿用,并且颁布各地的南宗支派遵照执行。七条家规主要包含了三方面内容。

第一条“遵制典”、第七条“责报本”涉及孔氏南宗与北宗的关系处理问题。“遵制典”即要求孔氏南宗子孙遵守朝廷制度盛典,不许觊觎衍圣公之职。一方面“行令在衢子孙永遵制典,恪守祖风”,另一方面指出“有违者以不忠不孝论,置之重典,永不叙录”。“责报本”的规定则是要求孔氏南宗和北宗加强往来,增进宗族的和睦。家规规定“南渡孔氏子孙,每十年一赴阙里,谒拜圣祖家庙,祭扫山林,以展木本水源时思之敬。”

第二条“端教源”、第三条“示劝惩”、第六条“守祀田”是关于孔氏南宗宗族教化方面的内容。“端教源”对孔氏南宗宗主——翰林院五经博士提出要求,“修明圣教,身先督率,躬行实践,庶不有负朝庭褒崇圣裔之盛典”。“示劝惩”一方面要求发展南宗族学,“立塾于庙左右……将年幼子孙旦暮训诲,习读经书,讲明义理”,另一方面作出惩恶方面的规定。“守祀田”条规定祀田不得买卖。宗主的“身先督率”,族学的教育,惩恶方面的警示可以对南宗族人起到积极的作用,在推动南宗族学发展的同时也可扩大家族影响,推动孔氏南宗发展。

第四条“防冒姓”和第五条“严诡寄”分别对异姓冒姓与隐差的问题作出了相关的规定,制定了惩治违犯者的相关措施。

由官府来颁布族规的情况在古代社会并不少见,往往都是为了“使这些规范得到官府的认可,具有更大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费成康《中国的家法族规》)。结合《钦定孔氏家规》制定的历史背景,结合以上对七条家规的简要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由朝廷钦准刊行的《钦定孔氏家规》的产生背景与一般的官府颁布族规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孔氏家族由于自身特殊的身份,一方面得到朝廷的优待,另一方面在朝廷推行教化过程中受到特别的关注。从《钦定孔氏家规》可以看出政府的良苦用心:希望孔氏南宗、北宗增进交往,加深感情,“不致泮涣分离,且以见我国家一统,文明之化,普及南北,而褒崇之恩无遐迩矣”。同时,政府希望借助孔氏南宗推动地方教化,希望孔氏南宗作为一个厉行忠孝、诗礼传家的宗族典范对当地其它宗族起到积极的影响。

三、孔氏南宗支派规训

孔氏南宗各支派以《钦定孔氏家规》为总纲,并结合现实订立具体的家规。这些家规可分为综合性家规和单一性家规,单一性家规包含家谱凡例、庙墓祭规等。种类各异、数量众多的家规形成了庞大而严密的体系,正是这些家规,为孔氏南宗族人鞭策警励、示所向往,推动了孔氏南宗的发展。

综合性家规从总体上对族人的言谈举止、族中事务等方面作出全面的规定,如永康山西孔村《孔氏族志》所载《旧谱家规》、《四明慈水孔氏宗谱》(民国二十四年木活字本)所载《祠规》等。单一性家规针对族内某一方面事务而制定,如孔氏南宗各支家谱所载的《宗谱凡例》、《句容孔巷孔氏家谱》所载《庙墓祭规》等。

孔氏南宗多种形态的宗族规制透射出深厚的宗族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不仅推动自身宗族的发展,而且具有示范意义。身为圣裔的荣耀感与责任感,弘扬儒学、修己安人的理想,因时因地制宜的思想演进等文化品格在孔氏南宗规训中都有充分体现。

其一,孔氏南宗规训体现了浓厚的圣裔身份意识。

明代名儒宋濂在谈及作为圣人后裔之难时说:“为贤者之子孙难矣,未若为圣人之子孙尤难”,“一有遗失,则人群指而议之,以为不肖人矣”(永康《孔氏宗谱》卷廿八《宋太史景濂送永康孔教谕士安往曲阜谒庙序》)。孔氏南宗族人深明此理,自觉地传承儒学,广大祖业,修身治国,为民谋福,这在南宗的家谱、家规中都有着很好的体现。孔氏南宗制定家训、家规,规诫族人自觉地明理修身,不辱圣裔之名,如《四明慈水孔氏宗谱》刊《家训》,“以遗后嗣,庶使克己复礼,一以忠恕,化成惇厚之俗,不愧为圣人之裔”。在家规的具体条目中,也体现了浓厚的圣裔意识。《祠规》具体条目规定:“早完国税为民人应尽之职,况既立圣裔户,尤宜早早输纳,不得拖欠,遗累族人,并及官长。”强烈的“圣裔”的身份意识在强化族规中的儒家伦理规范的同时,对族人也起到巨大的激励作用。

其二,孔氏南宗规训注重宗族形态的维持与培育。

孔氏南宗注重宗族形态的维持与培育,通过宗族管理、修谱会族、祭祀先人等活动,推动宗族的和睦与发展。

孔氏南宗有着严密的组织形式,就整体而言,历代衍圣公、翰林院五经博士等孔氏嫡长孙是南宗宗子,有时被称为“南宗子家大人”、“南宗子家老爷”,在宗子之下“设族长一人”(《衢州孔氏南宗家庙志》)。孔氏族人寓居各地者,以“宗子”泛称本支嫡长子,祭祀时由宗子主祭。孔氏南宗尤重宗子法,《镇江孔氏宗谱•祠规》(清同治十一年木活字本)写道:“古人最重宗子。今各分各有专祠,各分必各有一宗子。凡祭祀时,必宗子举行大礼,不论尊卑长幼,不得僭越。此亦少存大宗小宗之微意也。”就支派而言,在南宗宗子的统辖下,又有各自的管理机构。句容孔氏“择族之公直练达者为正副祠首各二人,请于邑父母,俾理家规,勤修葺,恪祀事,庶董率有人,观瞻自肃,爱敬之心油然以生”(《句容孔巷孔氏家谱》卷九《圣祖庙规序》)。四明慈水支设族长和祠正,祠正拥有很大的裁处族中事务的权力。

祭祀活动是孔氏南宗重要的家族活动,孔氏南宗不但在综合性家规中涉及祭祀方面的内容,而且订立专门的《庙墓祭规》。以祭祀场所来分,孔氏南宗祭祀主要分为庙祭和墓祭。庙祭于宗庙中举行,衢州孔庙之外,其它各支的圣祠也有称家庙的。在祭祀时间方面,与一般宗族春秋两祭的规制不同,“元代是在春秋二季的仲月举行,每年如常”,明清时期祭祀更为隆重,“最盛时每年有大小祭祀50多次”(《衢州孔氏南宗家庙志》)。在祭祀对象方面,衢州孔氏除在大成殿举行家祭外,还祭奠衍圣公、翰林院五经博士等;其它支派庙祭则祭奠孔子和支派始祖,而且其间也有个转变的过程。以句容支为例,“至察推、解元二公为发迹始祖,而数百年未议奉祀,似属阙典,今议设二龛,左奉察推公西向,右奉解元公东向”。墓祭也有严格的规定,“墓祭照股,约清明前后每股中轮一人齐集展拜。前十日,族长照序开列,出帖祠室,定约某日,不到者议罚”(《句容孔巷孔氏家谱》卷九《圣祖庙规序》)。在祭祀规格方面,孔氏南宗秉承孔子注重哀思,提倡节俭的精神。永康山西孔村《孔氏族志》写道:“祭祖父母,父母之丧者,但宜蔬食果酒,不可宰杀猪羊,广排筵食,忘哀作乐,亦不可许帖字阻客,但称家有无相款而已”。

其三,孔氏南宗规训注重族学教育,具有鲜明的济世情怀。

宗族文化的传承离不开良好的族学教育,孔氏南宗于此至为关切。即便处境艰难困难,不改读书明理之志。句容孔氏自南宋以来,瓜瓞椒衍,至清代族人繁庶,在“公贮有限”的境况下,所劝仍在“首务读书”,主张资助贫寒族人求学,“如子孙中有立志愤发,而贫不能自给,及进学,而贫不能办礼者,公堂贴其膏火束修之费以示劝”(《句容孔巷孔氏家谱》卷九《庙墓祭规》)。《四明慈水孔氏宗谱》之《家训》强调“凡有子弟者须教训严明”,《祠规》进而强调性情培养与器度锤炼的重要性,主张“先器识而后文艺”,“耕读之外,当视子弟之高下智愚,各授一业,令其识艰难,劳筋骨,知物理,通世务,达人情”。

儒家思想强调个人的修身,主张士人应当培植仁德,以道义自任。孔氏南宗家规非常关注个人的立身行事,强调孝悌、仁义、诚信等道德。《四明慈水孔氏宗谱》既有劝勉为主的《家训》,也有奖惩明确的《祠规》。《家训》从孝悌、“立品”的三个境界(清品、正品、高品)、“处世莫善于和敬”、“待人须分亲疏厚薄”、待人要“孚以真情实意,不容一毫虚假”、“存心忠厚”、“亲亲长长,各安本分”等方面进行劝勉。于此基础上,要求族人在兵荒马乱,灾疫流行之时,“挺身救济”,“邀劝同人,广为募赈”,如果自己贫寒,“亦须多行方便”。《祠规》则立足惩戒,如“嫖赌乃破家之兆,盗贼之由……其有犯者尤当重究”。

孔氏南宗通过编订谱系、庙墓祭祀、敦伦会族、制定劝勉与奖惩并用的家范、南宗宗子巡察各地等途径,形成了以衢州孔庙为圣地、支派遍布江南的宗族体系,形成了历史悠久、内涵深厚、特色鲜明的宗族文化,并且推动了江南的文化发展与社会演进。清初文人魏禧对孔氏南宗文化给予高度评价,称孔传与孔洙“皆善守圣人家法”,并以养亲为喻,称孔氏南宗为“养志者也”(《魏叔子文集》卷四《议·孔庙袭爵议》)。(刘小成)